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大国，农村人口占大头，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人口平均土地的37.3%。粮食安全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最重要因素。现在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迁出，大量的农田被抛荒，农村已经是老人农业了。将来怎么办?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?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。
笔者当过农民。本文不谈政治，不谈主义，不谈路线，不讨论姓社姓资，以农民的实践来总结1949年以后中国农村的成就和教训，进而探讨农村今后的发展方向。
一.土地改革
中国的农业经历了封建土地私有制---短暂的土地集体所有制——再回到集体所有分散经营的承包制。
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。解放后，经过土地改革，实现了耕者有其田。土地改革，多数人是拥护的。但近几年竟然有人否定、攻击土改，把土改说成罪恶，居然还有一部攻击土改的流氓小说获得国际什么奖，这也是更多的攻击土改的人有了底气。
我不评论土改的正确与否，让事实说话。汉代晁错说：“民贫，则奸邪生。贫生于不足，不足生于不农，不农则不地著，不地著则离乡轻家，民如鸟兽。虽有高城深池，严法重刑，犹不能禁也。夫寒之于衣，不待轻暖;饥之于食，不待甘旨;饥寒至身，不顾廉耻。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夫腹饥不得食，肤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?”。晁错告诉我们，人饥饿而没饭吃，寒冷而没衣穿，慈母也不能养育孩子，君王怎么能有人民?他所处的汉朝还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的条件下说的。那末，到了人多地少而土地又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又会是什么局面?共和国建立之初，曾剿灭200万土匪。或有人问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当土匪?他们去做工、经商、种田不是很好吗?可是在农耕时代，没有工厂，没有多少商品可供流通，且没有资本、没有土地的人去哪里做工、经商?去哪里种田呢?当长工、做佃户娶不起老婆养不活家人，当土匪是无奈的选择。那末解放后为什么一次剿匪就解决了两千多年解决不了的匪患呢?因为土地改革，人民有了安身立命之所，工商业的发展也同时提供了就业渠道。不当土匪也能生活，谁会去冒那种让人深恶痛绝的风险呢?可以设想，如果没有土改，就没有没有和平建设的内部环境，更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崛起!不知那位文豪懂得这社会发展的大局?
二.集体化
土地改革使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，从根本上解放了农业的生产力但是，一家一户的生产仍然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。耕牛、大型农具不是每户都有条件添置，且每户都配备耕牛和齐全的农具也是一种资源浪费。每户一头牛，且不说没那么多牛，每户养牛，则要占用大量的劳动力，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，而且，有些生产靠单个劳力不便进行，尤其农忙抢收。于是出现了互助形式，共用耕牛农具和生产协作。这样也为一部分劳力较弱及疾病之灾的家庭保证了正常生产。农业受环境制约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。农业要发展，必须兴建水利设施，这也是一家一户不能办到的。为了便于兴建水利设施和发展初级工商业，于是出现了合作社形式的集体，继而发展为人民公社。人民公社这种集政府职能和领导农业生产机构于1982年解散，代之为乡镇政府。
对于人民公社这段历史，现在人们仍然褒贬不一。本人就自己的切身感受谈一谈人民公社的成败。
新中国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。解放初期，全国90%以上的地方没有公路，更谈不上电力，水利设施极度缺乏，很多的地方靠天收。在人民公社时期，所有农村利用农闲，修建了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，初步完成了县乡公路网。红旗渠正是 这一时期的标志工程之一。长江、黄河、淮河、海河的千百年来的水患得到遏制。这些都是依靠集体的组织、协作完成的。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办好这些事，像现在这样依靠国家投资建设，是无法做到的。而且一家一户的单干，是无法调动那么多劳力进行建设，因为这家人去参加建设，就无法进行自家的农业生产。集体时期的粮食产量也成倍提高。笔者生活的生产队，解放初期的水稻亩产量400斤左右，到农业生产责任制前，已达到800斤以上。这其中有推广绿肥种植和双季稻栽培的作用。人民公社时期，农民靠自己的积累办起了学校， 基本达到初中普及教育，扫除了新一代文盲，办起了合作医疗，消灭了血吸虫，农民的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，积累了资金，有了初步的工业生产的家底。后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地方，都是依靠那时的家底起步的。
人民公社时期有没有问题呢?有。如果一点问题没有，解散人民公社就没理由了。现在有人炒作人民公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、四千万人，大概说需要那么说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有没有饿死人?有。但被无限放大了。为什么饿死人?一是天灾，二是人祸。天灾我就不说了，有气象资料可查。我重点说人祸。我是1956年出生的，经历了大食堂，确实饿过肚子。我家乡是大别山区，那时人口基数少，人均田地不足一亩。虽然饥荒，但并没有饿死人，也没有逃荒的。只是那期间出生率很低。
人祸是怎么产生的?是浮夸风、命令风和瞎指挥。大炼钢铁，毁掉了山林，荒废了农田。虚报产量、放卫星，把几块田里的稻子搬到一个田里，应付上级检查。由于一部分劳力被抽调去炼钢铁和各类工程，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，而且 强制推行不合理的密植，要求像做几何图案一样插秧，导致严重耽误农时，前面栽插的稻子开始孕穗，后面还在栽插误了农时的老秧苗，结果造成人为的大面积减产，而且还有虚报产量导致国家征购上升，造成了严重的饥荒。如果不是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信得到传达，其后果说难以想象的。近年来，不少别有用心的人把责任全推到毛主席身上，我不免困惑。我作为生于饥荒年代的人，不知道是谁的责任。我记事后听大人说，曾希圣在安徽当省委书记，他是浮夸风、命令风、瞎指挥的罪魁(这是有档案可查的)，尽管他打击同志，捂盖子，但最终被处分，文革被批斗。由于经历了饥荒，我对曾希圣颇有微词。但是不知为什么，1978年，曾希圣被平反了，追悼词说：“曾希圣同志说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，优秀的共产党员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应予推倒，并为其恢复名誉。”我不知道所谓的不实之词是指安徽没有饥荒还是饥荒没他的责任。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，我还要问一声党中央：为什么要为曾希圣平反?是不是他搞浮夸风、命令风、瞎指挥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?
由于人民公社时期确实出现过人祸，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全国人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，也就为后来解散人民公社提供了依据。
对人民公社的历史要客观的评价。农业集体化有没有优越性?有。在抗御大的自然灾害方面，集体的优越性是单干无法比的。1969年，沿江多省生发生特大洪灾，我家乡大河两岸的部分农户的房屋、和几百亩良田全化作沙洲。由于是集体，无家可归的社员立即得到安置，集体迅速为他们建好了瓦房。被毁的农田经过两冬两春的苦干，得到全面恢复，其防灾能力比以前得到加强。可以想象，在国家还不富裕，在全国大范围的灾害降临时，如果是一家一户的单干，是无法面对的。房子没了，田地毁了，没吃、没住、没穿，拿什么盖房子，分散的零星劳动力怎么能恢复被洪水毁掉的命根子—宝贵的农田?
集体化有没有问题?也有。偷奸耍滑的出勤不出力的有没有?也有。一人拥有几亩土地还要去要饭，是很说明问题的。集体化的农村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。其实就是众多股东的农业公司。其利益分配不是以股份分红，而是以劳动多少进行分配。一个公司经营得好坏，并不干公司这个合作体制的事。如同政府官员中有腐败分子，并不是政府这个机构有问题，而是那个领导有问题，总不至于因为政府机关有腐败分子，就要解散政府。成败是公司经营的内容是否得当，公司的领导和员工的素质是决定公司兴衰的主要因素 。不是天下人都办不好公司，也不是天下人都能办好公司。所以，一个集体单位没经营好，并不是所有制出了问题，是指导下面集体的领导以及那个集体的领导和成员自身素质有问题。那时的农民，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，除了会出力、会种田(不是科学种田)之外，其他什么也不会，就是具备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条件，能使用的人都很少。那时中国还不具备经商和劳动的市场，农民也就不可能离开农村去发展。当时领导农村的县、区、公社的领导也是大老粗，其中也有投机分子，因此瞎指挥的较多。最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是上面约束太多、摊派太多，非农部门都可以无偿向农民派工、征调物资。以粮为纲，限制多种经营发展，学大寨不是学艰苦奋斗的精神，而是教条的不因地制宜的照搬照抄，搞大工程。农民实际从事农副业生产的时间只占实际劳动的一半。太多的没有实际收入的劳动参与实际收入分配，必然造成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。如此折腾，集体当然难以搞好，拿此政策强加于任何公司，都能将其破产。但即使这样，仍然有一部分集体经营得有声有色。如：大寨、华西村、刘庄、南街村等集体已经成为世界农村的榜样。笔者生活的农村说闭塞的山区，人均耕地不足0.5亩，1973-1974年间，搞大队核算，由于公社修水库，按劳取酬、多劳多得，部分劳力一年的工分高达700个，在如此高水分的情况下，分红率扣除积累仍然达到每个工0.70元。人均粮食达到500斤。所以，我们那儿不存在外去要饭的问题，而且家家户户都养猪养鸡。这就给人带来疑问了，为什么某地人均四五亩耕地，却要领导开介绍信外出要饭，而我们那儿条件那么差却温饱无忧?一句话，还是领导问题。凡是集体搞得好的，是那个党支部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。一个无私心而且有智慧的领导，他也能让一群农民嗷嗷叫，一个好的团支部也能让农民青年热血沸腾，那个时代，入党、入团是很自豪的。所谓集体养懒人，只能说是那个无能的、自私的领导带出来的。
三.农业生产责任制
1982年，中国农村全面推行“大包干”责任制，人民公社全面解散。奇迹出现了。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温饱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。于是，有人说，“大包干”充分显示了活力，一包就灵。我不否认大“大包干”后的成果。粮票取消了，物资丰富了，广大农村焕然一新。但是，“大包干”后的农村并不是媒体宣传的”
“富得流油”。党中央三番五次的说“三农问题”，可见“大包干”的活力并不持久。那末，当初呈现活力的，后来为什么没后劲?这里有个客观条件，大包干是适得其时。集体时期，农业的肥料来源主要是有限的农家肥，每亩只能分配到几斤化肥，没有高效农药，没有现在的优良品种。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原来勒紧裤带建设的大型化肥厂都相继投产，有了肥料的满足和良种以及农业科技的推广，才使粮食产量产生飞跃。如果没有这艰苦奋斗换来的有利条件，无论把土地怎么细分，甚至让“充满活力”的同志也承包一份土地，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你要否定责任制吗?回答：我不全面否定。至少在那个人均四五亩土地尚且要外出讨饭，至今仍然没起色的地方应该实行“大包干”。而且各级领导要以人民的真正幸福为标准的责任制。要废除干部不作为还能终生为官的官员制。还有那种以粮为纲的限制经营的政策取消得好。
按理说，充满生机活力的“大包干”责任制实行后，农村经济应该持续稳定增长，为什么后来那么的收入反而停滞不前或下降?原因是：1.集体原有的企业被私人承包，由于赚到钱就吃光分光，不留积累，不能扩大再生产，生产流动资金全靠贷款，遇到紧缩银根，企业立即倒闭。还有基层银行、信用社的贷款成本高得出奇，贷款要付回扣。 这也是乡村企业不能发展的因素之一。2.农村人口多，人均耕地少。粮食生产不同于其他行业，任你使用什么魔法，加大多少投入，一亩地也产不出超吨粮的， 所谓高产只能在少数试验田。投入越大，意味着成本越高，效益只能越低。农资的成本在增加，劳动力成本咋增加。1995年的粮食亩产量和1985没有多大区别，粮食的售价变化也不大，而农资价格涨了几倍。整个市场物价涨了几倍十几倍，亦即在生活水平不提高的情况下，比1985年要多支出几倍十几倍，加上教育、医疗费用百倍的增长及地方政府乱收费，农民靠种田已经无法生活。特别要指出的是，1992年以后到取消农业税之前，广大农村掀起一股新的浮夸风。官员们曲解邓小平同志的跨越式发展，虚报工农业产值，虚报农民的收入。乡村调查统计农民的收入， 专找高收入的调查统计。计算收入，不扣除成本，统计粮食收入，不扣除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机械费用，统计养猪收入，不扣除仔猪和饲料及防治生猪疾病的成本。统计乡镇企业产值 数倍虚报。我一个战友在区办花岗岩加工厂当厂长，该厂一年产值30多万，统计上报时，上面要求报百万。那位厂长有抵触，一位曾在当地当过乡书记的副县长专门找他开导“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的跨越式发展”。后来该厂的产值被上报到100多万。由于有了工农业产值的高水分，第二年的各种税费则以此为依据进行征收，穷人和富人一样摊税费，穷人为富人缴税。 当农民种田生活倍感艰难，纷纷涌向城市时，却被当做盲流驱赶，劳务证、暂住证五花八门的收费黑手都一齐伸向农民。农村基层政府的腐败也从这时开始蔓延。乡镇干部人数急剧膨胀，而干部并没有实际工作可做，唯一的任务是收税费和计划生育。政府给下面的扶贫资金被截留私分，拨下来的各项工程的资金也是雁过拨毛，最终导致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。老百姓向上反映，没人理会。村民举报村干贪污，电话打到县反贪局，回答是这个不归他们管。当然，这些问题和大包干无关。无论是集体还是单干，政府官员一旦由为人民服务变为寄生虫，都是人民的灾难。
好在我们的党和政府及时发现了问题，郑重提出‘三农问题“，解决”三农问题"。由于城市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劳动市场，也由于政府关注了拖欠农民工工资，大部分农民找到了活路，加上取消了各种税费，并实行种粮补贴，也截断了无节制的吃农坑农的黑手，使党和政府重新回到农民心中。应该承认现在的最高农村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要指出的是，这种进步并不是“大包干”带来的，这是城市工业发展带来成果。没有工厂就业，没有城市的劳动市场和工程建设的用工需求，在那一亩三分地里是建不起来新农村的。相反，“大包干”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制约了农业的发展，推行土地流转，已经说明问题了。由于农业分散的经营，已经造成农民两头难。靠种田无法满足今天的消费，去打工，又要荒废农田。即种田又打工，不说来去奔波的开销，打短工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。所以不少人已经将土地抛荒。现在 的农业已经是老龄农业和妇女农业了。再过10年还有没有农业劳动力?
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，农业人口大量城镇化也是必然趋势。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，大部分人最终要告别土地。(但只能循序渐进，万万不可急躁冒进)。一家一户的耕作，严重制约着机械化的发展，机械不便在小片土地耕作，且倒腾过来倒腾过去的农机耕作，把油耗和时间浪费在耕作转移的路上，增加了农业成本。在有限平原地区，一家一户的祖坟只能立在各自的大田中央(因为没有公共墓地)，也不利于机械化生产。特别是公共建设遇到了瓶颈，修公路、办企业，那些土地就成了金不换。沈浩下去当书记，曾经举步维艰。不少农村地区的建房已经无序，宅基地都选择在路边的良田。而且没有规划，东一栋西一座，造成大量空地浪费。在山区，那些良田是多少代祖先流血流汗开垦出来的，是留给子孙生存的基业，现在几年功夫全那么败掉了。按道理，承包土地是责任制，其责任是保护好所承包的土地，并在土地上合理生产。现在是有承包而无责任，抛荒、乱建房，大概不是大包干的初衷吧?
四. 出路在哪
农业的改革已经进入让人困惑的时期。 国家在推进土地流转，专家在高叫土地私有化，也有人说要回归集体。邓小平同志说：“关于农业问题，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。我以前提出过，在一定条件下，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。但是不能勉强，不要一股风。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，就不要着急。条件成熟了，农民自愿，也不要去阻碍。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，就是集体化集约化。从长远的观点看，科学技术发展了，管理能力增强了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。我讲过，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，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，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。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，农业也一样，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。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，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。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，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。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。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。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，还是巩固承包制，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。现在土地是公有的。要提高机械化程度，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，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。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，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，甚至超过区的界线。仅靠双手劳动，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，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。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，最终还是要走这条道。”(《邓小平年谱(1975年——1997年)》下，第967、1338、1349-1350页)。我们到底听谁的?我认为，农村问题不能依靠不懂做工也不懂种田的专家来顶层设计。
我这里不引用权威言论，举几个例子供制订农村政策的人们参考。1.有一个大力士，力扛千斤，单个劳动，他确实能创造比平常人多的财富。但一次他要搬运一个大石头，却无能为力。而一群力气不大的人，在一个人的指挥、带领下，搬走了很多那样大和更大的石头。2.两支人数、装备、战术能力完全相同的军队交战，甲军统一指挥，集体协同作战，乙军采取单打独斗。胜负如何，由读者推定。3. 一比较富裕的农民决定办一个工厂，需100万资金，但盘算一下，资金不够 ，只能作罢。另外20个不富裕的农民在一个有智慧的人带领下，共筹集80万就把工厂办起来了。他们通过内部调节，厂房的土地不用买，建厂房是大家自己出工建造的。而且厂子建好投产后，大家即是工厂的所有者，也是劳动者。
有人鼓励资本下乡，甚至引进外资去控制中国农业。当然，资本下乡，地里也能长出粮食。但是，资本所有者不会种田，他依靠的仍然是农民。土地在资本手里，种什么是资本家决定。土地流转到资本家手里，必然有土地成本，这个成本最终要消化到消费者身上。资本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，如果全国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粮食的价格则由资本家决定。 粮食价格失控，必然导致整个物价失控。农业生产受气候制约，很难保证不出现天灾，当国家不能把握粮食市场时，一旦缺粮，或谣言缺粮，都会造成动荡，富人会抢购，穷人可能抢劫。那样就会天下大乱。农村人口城镇化，必须走一步看一步， 总之要保证就业 。土地应该有谁经营?应该有土地所有权者经营。大包干的承包人是土地的责任人，如果他实际放弃了经营，也就是放弃了责任，也就是放弃了承包权。为什么他还要享受地租和政府补贴?土地所有者应该无条件收回荒废土地，然后交给任何愿意种田的农民甚至是城市人规模经营，并允许户口进入。对交出土地农民，允许其回乡参与生产，以劳动参与分配。这样，就降低了农业成本，也给基层政府那些领工资混日子的官员找到到一份责任—乡镇政府必须保证土地无荒废。具备经营条件的集体，应该由集体经营。
资本可以到农业投资，而不是买地。投资者可以成为土地集体所有的一员，但不能成为土地最终所有者。不能有继承和转租转让的权利。土地所有者不能向种田人收取任何资费。土地集体所有制永远不能变。一旦变了，就没有回头的余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