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偏远农村多穷汉,讨个媳妇真困难,如今彩礼十几万,其他花费还不算,倾家荡产全抖完,拉下饥荒谁来还?”这是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在中西部某县农村采访时听到的一句顺口溜。
在旧习俗和攀比风气影响下,象征着喜庆幸福的结婚彩礼在一些农村地区反而成了家庭负担。记者采访发现,面对“有利可图”的“彩礼经济”,一些农民将女儿看成集市上“竞价”的“商品”,而为应付高额的结婚彩礼,不少农民家庭债台高筑。
专家认为,高额彩礼与过去“重男轻女”引起的男女比例失衡密切相关,不仅让婚姻变了味,也严重影响社会风气。伴随城镇化加速、大量务工人口流动,农村适婚女性数量锐减,高额彩礼在农村仍然存在攀升空间。
记者调研发现,西北地区近年来彩礼价格节节攀高,甘肃庆阳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7850元,而彩礼已经达到了20万元。此外还有“二程”(男方给女方买衣物的钱款)、“三金”等诸多名目繁琐的婚娶习俗,女方还要求买房买车,这样下来一家娶妻成本可高达约60万元。
彩礼价格与贫困程度成正比,一些农村生活水平越低,彩礼负担越重,婚嫁矛盾也越突出。中西部一农村第一书记说,当地彩礼价位与家庭收入紧密挂钩:一等属条件较好者,彩礼20万元以上,家里有房有车;二等属于一般,彩礼10万元上下,这种情况居多;三等是花费五六万元去越南、云南等地买媳妇;四等是家庭财力不够,结不起婚。
越来越重的婚嫁负担,除了致贫返贫,还衍生不少社会问题。由于“娶妻难”凸显,甘肃庆阳甚至出现了“人市”,每年腊月在县城乡镇繁华区,媒人们聚集在这里说媒拉纤,产生了骗婚、“黑媒婆”职业化等乱象。
同时,一些负担沉重的家庭“养老扶幼”问题突出,生活状况令人担忧。自从跟儿媳妇离了婚,儿子就出门打工很少回来,西坡村村民张宗良想给儿子再物色个“二婚”,但彩礼已经涨到了22万元,娶不起。如今,74岁的张宗良成了空巢老人,还抚养着一个留守孙子。走进这个“光棍家庭”,满屋脏乱不堪,桌上剩饭剩菜散发出馊臭。
记者调研发现,多重因素导致农村彩礼高涨。首先,男女比例失衡严重。由于传统“重男轻女”观念,男多女少较为普遍。江西、湖北等地一些村小组几乎清一色的小伙子,待嫁女青年变得“金贵”。
年逾古稀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码头村村民何宜均年轻时当了近20年村干部。他认为农村传统的“无子意味着绝后”的观念,无形中使得男女比例失调,推高了农村男青年娶妻的难度和成本。村里26岁以上的男光棍就有40多个。
其次,经济基础薄弱。记者发现,但凡是婚嫁歪风盛行地,多属工业薄弱的农业县区,外出务工成为当地农民主要选择,而女性外出后大多不愿再返回农村,进一步加剧女性资源稀缺。
再次,攀比风气成习。“有时候就是个互相攀比的心理,辛辛苦苦养了20多年,如果自己女儿结婚彩礼不如别人家的,会觉得面子上过不去。”江西省鄱阳县西分村村民江明礼说。
何宜均说,现在村里男青年讨老婆,要有“一座赶时髦的房子、一对年轻的父母、一辆上档次的小轿车”。至于结婚彩礼,少则10来万元,多则二三十万元,另外还流行给女方买金首饰,动辄6金、8金,有一户竟然配了18金。
专家认为,整治“天价彩礼”乱象,单纯通过宣传难以奏效,必须标本兼治,培植婚俗新风的“沃土”。
一是以脱贫促“脱单”。记者回访甘肃省一些曾经的“光棍村”发现,近几年当地通过培育产业、发展农村企业,村民的致富水平提升,光棍的数量随之锐减,比脱贫还难的“脱单”问题正在逐步解决。张建君认为,农村形成相应规模的产业合作体,容纳青年农民工就近就业、增加收入,有望从根本上铲除旧俗习气滋生的土壤。
二是增强民间中介“话语权”。近年来,江西省寻乌县一些农村通过民情理事会等方式探索移风易俗,治理天价彩礼、赌博等陋习,取得了一些成效。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马雪松建议,不妨加大力度探索建立类似的村民组织,遏制婚俗陋习,引导树立婚嫁新风。
三是平衡农村性别比例。专家建议,各级卫计、司法、公安、教育等部门加强协作、对涉及胎儿性别鉴定、人流、采血送境外鉴定胎儿等违法广告进行集中整治,严格B超仪器管理。
四是政府主动“牵线搭桥”。组织农村青年相亲会、鹊桥会,成立乡镇婚介所,举办集体婚礼,为他们创造婚恋渠道和平台。 (记者王贤、余贤红、梁军)